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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國際地緣政治博弈愈加激烈，但應對氣候變化、加快能源轉型仍是全球公共議題中的一項基本共識。中國是全球清潔能源發展的重要力量，實現了可再生能源從跟跑、并跑到領跑的轉變。

兩個維度看中國加快能源轉型

一是中國立足于內部經濟社會轉型發展的需要，積極穩妥推進能源轉型，已成為國際能源轉型的領跑者。中國在可再生能源領域的大投資、大發展，與國內加快推進能源轉型、探索新型工業化道路、構建環境友好型社會、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戰略緊密相關。

在推進國內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過程中，中國建成了具有世界競爭力的能源產業供應鏈，發展出一大批先進能源企業。特別是在風能和光伏領域，中國能源企業已經走在世界前列。就競爭力而言，當前全球十大風力渦輪機制造商中，有6家來自中國；全球十大光伏組件制造商中，有8家來自中國。就產能而言，中國企業供應了全球光伏電池產能的三分之二、光伏晶片的95%、風力渦輪機的一半。就技術先進性而言，中國企業海上風力發電和下一代光伏技術的知識產權競爭力已達到全球領先水平。除此之外，中國企業在關乎可再生能源發展的銅、稀土、鎳等關鍵礦物加工煉化方面，也占據著主導地位，從而構成了上下游一體化的完整的可再生能源產業供應鏈。

依托比較優勢，中國能源企業積極開拓海外可再生能源業務。主要能源企業不斷優化業務拓展模式，豐富相關業務內容，通過協議許可、企業聯盟、兼并收購、綠地投資等方式，將中國可再生能源高質量發展過程中積累的工程技術、管理經驗、運維規范、咨詢設計、重大裝備創新等成果擴散至其他國家和地區，既實現了企業自身沿著國際能源產業價值鏈U型曲線不斷向兩側升級，也為項目標的國家帶去了世界一流的可再生能源技術成果，還在客觀上成為了可再生能源快速發展的中國標準、中國技術、中國方案在全球傳播的主要載體。同時，通過海外可再生能源業務拓展，企業培養、鍛煉了中國能源領域一流的國際化人才，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相較中國國內更為多變和復雜的經濟社會環境中積累了寶貴的成功經驗。這些“財富”輸送回國內，有助于在海外可再生能源發展與國內經濟社會綠色轉型之間實現良性循環，相輔相成，共同構成了國家“雙循環”發展格局的重要一環。

二是得益于在全球能源產業、制造業領域的供應鏈優勢，中國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發展也給其他國家帶來顯著的“正外部性”。借助“一帶一路”等國際發展倡議和相關合作平臺，不斷崛起的中國能源企業在海外大力拓展可再生能源業務，在滿足相關國家能源轉型投資需求、完善清潔能源基礎設施建設、促進相關技術轉型升級等方面發揮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為推動全球可再生能源迅速發展、加快實現溫控目標的支柱性力量。

從投資規模上看，據國際機構不完全統計，中國主要企業在2015~2023年期間，投資海外可再生能源的總規模達到311億美元。國際能源署預計，要實現到2050年全球凈零排放的目標，2026~2030年全球新興經濟體的可再生能源投資需要達到5730億美元。在全球經濟形勢持續疲軟、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均面臨較大通貨膨脹壓力的情形下，中國企業的海外可再生能源投資，將根據市場的邏輯有效填補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綠色投資“赤字”，更好地優化轉型資源配置。

從建設成就上看，依托“一帶一路”，中國主要企業的海外能源項目尤其是電力項目，過去10年發展迅猛。巴西美麗山±800千伏特高壓直流輸電項目、巴基斯坦卡拉奇K-2和K-3核電站項目、卡洛特水電站、埃塞俄比亞阿達瑪風電項目、阿根廷高查瑞光伏電站項目、黑山莫祖拉風電項目等，均已成為中國企業開拓海外可再生能源的標志性工程，為當地能源安全穩定供應和綠色清潔轉型提供了可靠支撐。

正視復雜難料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

據彭博新能源財經設定的凈零情景，從現在到2030年，全球用于能源轉型的總投資，需要達到當前水平的3倍以上。這意味著，如果主要經濟體不因其他政治考量而中斷或逆轉碳減排的進程，在未來幾年，包括可再生能源項目建設、電網韌性改造、CCUS、儲能、交通電氣化等在內的全球能源轉型業務，仍將擁有極大的增長空間。中國能源企業已經占據了海外可再生能源發展的主導優勢，今后在可預見時段內，這一優勢仍將有望繼續保持。但同時也應看到，在當前烏克蘭危機持續進行、大國地緣政治競爭趨于激化、全球經濟持續震蕩的環境下，中國企業拓展海外可再生能源面臨著越來越多的、不可忽視的“障礙”或風險。

一方面，主要經濟體對外來投資的泛安全化、泛政治化勢頭不減。中國以國有或國有控股為主的能源企業在拓展海外重大能源項目的過程中，包含可再生能源項目的安全審查門檻收緊、難度增大。甚至在若干國家和地區，出現了蓄意針對、打壓中國能源企業的現象。另一方面，相關標的國家的政治經濟局勢晦暗不明，不可避免地給中國能源企業投資建設的大型新能源項目造成更多的不確定性，投資風險顯著上升。

此外，還應注意，經過多年的大力拓展，中國能源企業以水電、風電、光伏電站建設為主的海外可再生能源業務事實上已經呈現階段性“紅海”競爭特點。這與中國企業海外發展太過集中于水電、光伏、風電工程等業務，而在輸配電網、并網運維服務等與可再生能源發展緊密相關的其他業務領域的多元拓展不足相關。甚至在氫能產業、儲能業務、CCUS等海外拓展方面，基本仍處于起步階段。

優化戰略開拓海外可再生能源業務

面向全球凈零排放的未來場景，中國能源企業持續大力拓展海外可再生能源業務，既是支撐國家履行大國責任的直接表現，也是中國能源企業抓住行業機遇、持續發展壯大的客觀要求。下一步，中國能源企業在開拓海外可再生能源業務的過程中，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戰略優化。

一是做好內部變革。特別是以國有獨資或控股為主的大型能源企業，應根據海外可再生能源項目普遍“小而美”的特點，優化項目發掘、追蹤、投融資、考核等相關機制，糾正以往更加關注大項目的傾向，切忌貪大求全。

二是注重研究先行。面對復雜的國際能源政治經濟形勢，大型能源企業拓展海外項目應逐漸扭轉以往重項目、輕研究的局面，堅持審慎的主基調，更加強調風險意識，做足與權威咨詢機構、標的國家相關智庫的充分互動。要將宏觀政治經濟不確定性與具體項目的投資收益風險分析結合起來，在海外業務布局動態調整、重點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報告編寫與優化、風險防控體系建設等方面持續完善，打造海外能源“智庫+項目”一體化協同發展體系。